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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论坛指出，观众对故事品质和电影口碑的要求空前提高，观众主体性的觉醒要求创作更具诚意、共情与创新。

　　3.由于产业结构性问题，青年导演面临成本核算和市场预期的焦虑，创作能量被极大消耗。

　　4.另一方面，技术变革为电影人带来挑战与机遇，如何善用技术赋能成为产业突围的重要方向。

　　5.最终，实现观众、创作者与产业的共生共荣将成为中国电影在新时代持续焕发活力的核心命题。

　　如何平衡艺术表达与观众需求，如何化解产业困境，如何善用技术赋能，最终实现观众、创作者与产业的共生共荣，将是中国电影在新时代持续焕发活力的核心命题。

　　近日在盛夏的上海，第二十七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盛大开幕。本届上影节恰逢世界电影诞生130周年、中国电影诞生120周年的历史节点，也是暑期档的开端，从历史和当下来说都是中国电影产业的一个重要时刻。

　　本届上影节一系列聚焦产业痛点的深度论坛，成为了引发行业集体思考碰撞的引擎。这些论坛摒弃空泛讨论，直击电影产业面临的核心问题。开幕论坛上，万达、大麦、光线、上影、华策等头部企业代表直面内容供给断层、产能过剩、技术冲击等严峻挑战。

　　而在随后举行的“内容创作新力量”的圆桌论坛上，资深电影人与青年创作者代表齐聚一堂，直指当下电影生态在内容创作上面临的核心挑战：深刻变化的观众群体、创作者面临的抉择与压力，以及电影产业本身的结构性困境。这些议题相互交织，勾勒出中国电影人在变革中寻求突破的思想凝结。

　　“内容创作新力量”论坛的讨论起点，直指当代观众需求的剧烈变化。青年导演陈茂贤敏锐地观察到，今天的观众对故事品质和电影口碑的要求空前提高。导演董润年则通过自身“刷短视频”的经历，提出了一个具理论深度的观察：当代观众的核心变化在于“主体性”的强烈觉醒。

　　他认为，互联网生活，特别是长时间、沉浸式的短视频使用，已成为观众构建自我认知、彰显个体存在感的重要途径。观众不再是信息的被动接收者，而是主动的解读者和意义的共创者——他们热衷于评论电影片段、将其纳入自身价值讨论的素材库。电影只是观众彰显主体性、寻求自我表达和存在意义的一个环节，而非全部，更非与之博弈的对象。

　　这一观点引发了广泛共鸣。李少红导演坦言自身也是短视频的重度用户，她强调网络世界已经打破了观众与创作者的传统界限，两者形成了一个“共同体”。观众通过网络表达观点，创作者则通过网络了解世界、洞察观众，两者在情绪价值层面存在深刻的共情基础。

　　黄建新导演也指出，短视频等平台以其即时性、真实性，填补了电影在时效性上的巨大短板，观众带着从网络获取的“已知知识”来审视电影，对电影创作提出了更高挑战。

　　观众主体性的觉醒，以及随之而来的审美变化和信息获取方式的多元化，构成了当代电影创作必须面对的现实。

　　“观众从原来把看电影当成一个仪式感或者生活方式，到现在他更多希望从电影里面，不仅是类型的、娱乐性的部分，更多是一种情感共鸣，或者是心理代偿，或者是一种社交话题，更要求创作者提供更丰富的内容和观众连接。”魏书钧导演说。

　　面对觉醒的观众和复杂的媒介环境，产业面临的困难、创作者自身的状态与选择成为论坛的另一焦点。

　　黄建新导演直指当下电影产业的结构性问题对创作造成的巨大压力。“我现在见到导演就问：这两年进电影院的次数是多了还是少了？结果都说少了。连我们专业的人都不进影院了，凭什么要求观众必须看？”

　　黄建新导演详细分析了影院经营面临的严峻挑战：低上座率（平均仅5.7%，远低于健康的12-15%区间）与高盈亏平衡点（需600-700亿票房）的矛盾，导致排片高度集中于少数头部影片，大量预估良好的中小成本项目失去生存空间，进而引发投资萎缩，形成恶性循环。

　　黄建新导演认为这种困境非单一创作环节所能解决，而是涉及投资、制作、发行、放映全链条的结构性问题，需要“更大的布局”和“宏观概念”进行调整，要设法将全国平均上座率提升至10%以上。

　　这种产业困境直接传导至创作端，尤其是青年导演。黄建新导演指出，年轻导演在项目初期就被迫陷入成本核算和市场预期的焦虑中。导演的核心价值在于想象力和艺术表达，市场压力极大消耗了他们的创作能量，导致本可达90分的作品可能滑向及格线。他呼吁制片人和监制应承担更多责任，为导演“减压”，使其能专注于创作本身。

　　陈茂贤导演以自导自演作品《破·地狱》为例，一开始片子剪了48版还是觉得不对：“后来我们从广州到香港，找了1000多位观众做调研，他们说哪里节奏慢了、哪个镜头情绪没到位，我们就一条一条改。最后第49版能公映，真的是观众跟我们一起“剪”出来的。所以导演在创作内容的时候一定要面向观众，把观众拉进来，一起做作品，这样才能有好东西出来。”

　　董润年则提出，创作者应思考“站在哪些观众中间”讲故事，而非抽象地“面对观众”。

　　文晏导演同样强调创作需“发自内心”，坚信真诚表达和深入生活是好电影跨越时空、抵达观众的根本。

　　魏书钧导演则补充道，创作者既要“忠于自我”，也要“敞开怀抱”，选题应具有“寓言性”，捕捉生活中深刻且持久的命题，而非追逐短暂潮流。“可能有更深刻的、停在每个人生活中的东西，需要创作者挖掘出来，找到这样的东西，才是找到不变的一种角度。”

　　他们的共识是，在压力之下，坚守创作的本真与诚意，建立与目标观众群体的深层连接，是破局的关键。

　　技术既带来了挑战，也蕴含着破局的机遇。李少红导演结合自身参与AI工具测试的经历，表达了对技术的开放态度。她回顾了胶片到数字化的转型，指出技术变革虽曾引发疑虑，但最终拓展了电影的可能性。她认为AI等新技术是伙伴而非替代者，关键在于如何利用其提升创作能力和表现力。

　　黄建新导演分享了AI技术能以极低成本制作出高质量内容的案例，一个两万八千美元成本的短片，给好莱坞专业制片人们估值成本达到数百万、上千万。这预示了AI带来成本下降的巨大潜力。黄建新导演随后引用专家观点，提出未来电影可能由真人电影、动画电影和AI电影共同构成。“AI是介于动画电影和真人电影之间的一个新的似是而非的电影类型，它会建立自己的美学体系，建自己工业标准，建自己电影生成模式。”他鼓励电影人积极拥抱新技术，学习新知识，拓展创作边界，以延长创作生命。

　　这表明，在应对结构性困境的同时，主动拥抱技术变革，探索新的电影形态和成本结构，亦是产业突围的重要方向。

　　本次论坛揭示了一个清晰的共识：中国电影正处于一个观众觉醒、创作承压、产业转型的关键节点。观众主体性的崛起要求创作更具诚意、共情与创新；产业的结构性困境呼唤更宏观的调整与支持，尤其是为青年创作者减压；而技术的洪流则要求电影人以开放心态拥抱变革，探索新可能。

　　挑战重重，但论坛传递出的并非悲观，而是冷静的洞察与积极的探索。如何平衡艺术表达与观众需求，如何化解产业困境，如何善用技术赋能，最终实现观众、创作者与产业的共生共荣，将是中国电影在新时代持续焕发活力的核心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