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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显然这是一种单一因果谬误，那么到底影响校园女足发展的因素是什么，学校支持、球队氛围、还是个人热爱？

　　笔者对上海纽约大学、华东理工大学等高校的学生及老师开展采访与交流，在故事里逐渐展开一幅校园女子足球的光谱。

　　阳光、健康、看起来很开心，这是上海纽约大学（以下简称上纽）大一学生Cicelia对学校女足队的印象。她本人并不踢球，但常常在学校的网站上看到球队的宣传片，有时候会收到邀请她去观看比赛的邮件。

　　在这所位于浦东前滩的现代化校园里，体育有一套迥异于传统公立大学的运行逻辑。上纽足球队的教练陆教练解释说，学校实行管理与教学分开的机制——他只负责教学，而所有日常安排、场地协调、交通差旅等行政事务，都由体育办公室分管校队事务的主管老师负责。“比如说我们有什么教学方面的诉求，我们不是自己去解决，我们是先提交给她，会有一个部门来想办法协调解决。”

　　而上纽女足与上海其他女足队伍最明显的区别是，它有一套完整的选拔与淘汰机制。每学期的前两周是选拔周，除了三名队长可直接入队，其余名额全部开放竞争。去年秋季，有约50名女生参加了27个名额的竞争。入队后，所有队员需签署运动员协议，明确规定——无故缺勤三次即自动退队。

　　同时，陆教练非常强调运动能力训练，鼓励队员去健身房训练。同时，学校里有一名专业的运动损伤防护师，主要负责处理员的运动损伤预防和伤后康复工作，这位老师兼任体能训练师，会从运动损伤防护的角度为不同项目的员制定和指导运动能力训练计划。据cici的描述，虽然学校健身房里外国人整体占多数，但男女比基本可以达到1:1。

　　这种制度完善体系健全的优势在上纽女足队长Nadine的经历中得到了体现。她原本是田径特长生，入校时对足球“一点都不知道，连角球和门球都分不清”。但在教练的引导和球队氛围的影响下，她的足球水平快速提高，在大四时成为了三名队长中唯一的中国人。

　　“我感觉我们队的队员大部分都很外向，”Nadine说，“我们学校的体育队也是以人文主义关怀为主，队员之间从来不会相互责怪，都是相互鼓励。”

　　陆教练始终要求队员在入队时就“忘掉国籍”，强调一个多元化的整体。当被问到队员之间最明显的差别是什么，Nadine的回答是饮食。“有，有素食主义者，还有我们这种什么都吃的，所以球队聚餐的时候比较麻烦。”

　　严格的制度与轻松的氛围，这两个看似矛盾的特质在上纽女足身上得到了统一。陆教练对此的解释是：“制度是严格的，但气氛是轻松的。所有人都遵守这个制度，那所有人才能获得自由。”

　　作为上海高校女足的传统强队，在刚刚结束的上海市大学生足球联盟比赛中夺冠的同济大学拥有一个显著优势：足球学院。

　　女足队长洪钰淇从小学五年级开始踢球，她认为足球之所以能在同济形成良好氛围，与足球学院的存在密不可分。“足球学院本身有特长生，平时踢球、野球，经常能看到超级组的男足和女足，”她说，“我觉得可能有带动的作用。”

　　足球学院不仅培养了专业运动员，也为校园组女足提供了教练资源和技术支持，球队的教练就是足球学院的老师。“百年同济，百年足球。”浓厚的足球氛围闻名遐迩。

　　同济女足的训练频率是每周两次，教练每次都会到场。虽然球队没有严格的选拔机制——“你要是想来参加训练，直接来就好了”——但比赛名单仍然有竞争。洪钰淇估计，全校踢球的女生总数在50人左右，足矣维持一支有竞争力的队伍。

　　学校的支持不仅体现在教练配置上，还直接转化为物质激励。除了物资之外，球队还会发补贴和奖金。这种支持与同济女足近年来的成绩形成了正相关：2023年她们夺得冠军，2024年经历起伏，2025年再次登顶。

　　在上纽和同济，女足的发展呈现出一种“制度化生存”的状态。学校通过完善的制度、专门的资源投入和系统的支持，为女足创造了一个稳定且可持续的发展环境。在这里，热爱足球的女生不需要花费精力在踢球以外的事情上。

　　皮球滚入球网，比赛在裁判的哨声中结束，黑紫色的身影从中圈向点球点跑去，华东理工大学女足在与复旦女足的三次交手中第一次成为胜者。

　　这可能是祝英俏在华理的最后一场比赛。作为2019年入学的队员，她见证了华理女足七年起起伏伏的发展历程。

　　华理女足成立于2016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球队处于“三无”状态：无专职教练、无固定经费、无稳定支持。女足训练由男足队员或有经验的学长学姐带领，比赛报名等行政事务完全由队长负责。2020年疫情后，随着有经验的学姐毕业，球队甚至一度面临无法参赛的危机。

　　“我们还是写了一封联名信给老师，”祝英俏回忆道，“然后才去参加了比赛。”

　　转机出现在一位“爱心发电人士”身上。通过学校一位裁判老师的引荐，校外足球爱好者黄芩开始无偿带领华理女足训练。这种“民间支持”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学校支持的缺失。黄芩不仅带队训练，还帮助联系友谊赛、提供足球装备，甚至在比赛时自掏腰包为队员买水。直到2024年，学校终于任命了一位专职体育老师熊老师管理足球队伍。

　　即使如此，华理女足仍面临着诸多限制。最令人不解的是，学校规定每年只能派一支队伍参加市级比赛——要么男足，要么女足。

　　这种限制迫使华理女足队员寻找其他出路。一些队员在校外创建了女子足球俱乐部“伊卡斯特”，每周二、四晚上在徐汇校区训练。然而，这个俱乐部同样面临着教练问题——请专业教练费用高昂，只能依靠“爱心人士”或队员互相指导。

　　令人惊讶的是，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华理女足在2025赛季的小组赛中却表现不俗，与冠军同济队战成1：2，点球战胜卫冕冠军复旦。祝英俏将成功归功于所有人的坚持，毕竟在与同济的那场比赛里，她们只有11个人。

　　华理女足是大部分中国校园女足现状的缩影：在有限的学校支持和生源约束下，依靠队员对足球纯粹的热爱维持运转。这里没有上纽的国际化氛围，也没有同济的足球学院支持，有的只是一群热爱足球的女生，在夹缝中为自己开辟一片天地。

　　华师自建队以来就没有教练，学校将关注和资源倾向于男子超级组，于是大三的女足队长纸巾（化名）选择自掏腰包在从校外请教练。

　　“我们把海报贴在操场围栏上，社团招新的时候路过女生就和她讲。”在纸巾和老队员的努力下，她们招来了30多个新生。

　　当学校支持缺位、制度缺失时，队长的热情往往被琐碎的行政事务和人际关系消耗殆尽。“管理一支球队是挺累的，”祝英俏也感慨，“你又有心理压力，一个学生还要有经济压力，还要再忙其他的自己的事情。”纸巾靠当家教来支付对普通学生来说高昂的教练费。

　　而笔者所在的上海交通大学女足，则面对着另一种困境：有教练、相比之下足够的支持，但管理松散、氛围低迷。

　　最严重的是训练出勤问题，上纽的竞争机制根本无法在交大实行，“我们教练是学校的体育老师，没有别人能当我们的教练了，”采访者解释道，“没有淘汰机制导致大家都在摆烂。”

　　由于踢球的女生本来就少，很难对经常缺席训练的队员采取严厉措施，“因为把她开除了，就没有人踢这个位置”。

　　在上纽，三次旷训会被退队，在同济，缺席训练要说明理由，而在交大，谁来谁接龙。

　　于是比赛阵容与训练阵容严重脱节。“我们踢比赛的人和训练的人一半都不一样，”采访者说。这种“摆烂”的结果是在2025赛季与复旦大学的比赛中，交大女足在上半场就以0：4落后，最终2：5告负。

　　笔者曾看过一部关于香港校园足球的纪录片，港中文女足队长在被问到如何平衡学业与足球时，她说：“在期中和期末的时候，我都觉得有点忙有点辛苦，”看到这里笔者以为她会说“那么我就不去训练比赛了”，然而她接着说：“那我就会尽量在下课后训练前尽量做完功课，实在不行就睡得晚一点。”

　　Nadine说，足球和学业并不冲突，甚至足球是她缓解学业压力的一种方式。

　　学业压力客观存在，但或许本质上还是时间分配和热爱程度导致的差异，在陆教练的描述里，上纽有的女足队员“谈恋爱都是在球场上”。

　　从华师队长的自掏腰包，到交大的学业压力，这些处于光谱右端的高校女足，共同描绘了一幅“情怀苦撑”的图景。在这里，女足的生存完全依赖于个别人的责任心和牺牲精神，而这种模式无疑是脆弱且不可持续的。

　　上纽和同济代表了一种“制度先行”的发展模式。在这里，明确的规则创造了一个公平、透明的环境。教练和队员都知道自己的权利与义务，知道什么样的行为会被奖励、什么样的行为会被惩罚。

　　这种制度化的管理看似严苛，实则提供了可持续的保障。在这里，女足不需要依赖某个特别有热情的队长或教练，即使人员更替，体系仍能运转。

　　相比之下，华理、华师和交大则更依赖于“人治”。一位有热情的教练、一位负责任的队长、一位校外爱心人士——这些个人的奉献精神成为了球队存续的关键。这种模式充满了人情味，队员们常常会因为教练或队长的个人魅力而凝聚在一起。

　　然而，人治的脆弱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当华师队长毕业离校，她自费建立的训练体系能否延续，结果似乎可以被预见。

　　“支持”这个词在采访中被反复提及，但不同学校对“支持”的具体实践却大相径庭。

　　上纽的支持是系统性的：专门的体育部门、国际化的教练团队、完善的选拔和培养体系、将体育经历纳入综合评价的视野。陆教练提到，他曾为队员的院校申请写过推荐信。

　　同济的支持是资源性的：足球学院的教练资源、比赛奖金和物质激励、稳定的训练场地。这种支持直接转化为竞技成绩，形成了“投入-产出”的良性循环。

　　而大多数公立大学的“支持”则停留在象征层面：一套比赛队服、偶尔的训练用水、参加比赛的大巴。华理女足甚至一度需要队员自己承担这些费用。这种支持不足以构建一个可持续的发展体系，只是球队运转最基础的要求。

　　同时，校园女足面临着一个普遍困境：应该优先保证竞技水平，还是扩大参与面？毕竟大部分女生的“足球生涯”，都开始于大学。

　　上纽陆教练采取了一种平衡策略：一部分名额用于组建有竞争力的比赛队伍，另一部分则用于推广足球运动、吸引更多女生参与。

　　然而，在大多数公立大学，这种平衡很难实现。根本原因还是踢球的女生基数太小，球队必须接受所有有兴趣的参与者，即使她们基础薄弱、出勤不稳定。这种“来者不拒”的策略保证了队伍的人数，却牺牲了训练质量和竞技水平。这种现状导致校园女足的竞技水平高度依赖少数有基础的队员，而大多数队员只能扮演陪衬角色。

　　Cicelia在比较中外学生性格差异时的这句话，或许触及了问题的一个深层维度。在上纽这样国际化的环境中，外籍学生不仅具有更高的运动基础，也带来了不同的体育文化和性格特质。

　　陆教练在分析中美学生差异时指出：“欧美学生来说，体育教育是他们高中教育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都是会有一到两项比较擅长的体育运动。”这种从小培养的运动习惯，使得外籍学生进入大学后自然地将体育纳入日常生活。

　　此外，外籍学生的性格特质也影响了团队氛围。Cicelia观察到，“大部分中国人他们在公共场合就是不会去做出一些引人注目的事情，但外国人就不会。”这种文化差异或多或少会对球队的凝聚力和表现力产生影响。

　　在上纽的球队里，没有人会因为“踢得不好”被责怪，这种包容、鼓励的氛围，与多元文化环境中培养出的沟通方式密切相关。

　　然而，将差异简单归因于“中外之别”显然过于片面。同济大学的案例证明，在中国传统的教育环境中，只要制度支持到位，同样可以培养出浓厚的足球氛围和优秀的球队文化。

　　更深层次的原因或许在于教育理念的根本差异。客观层面，美国教育强调学生的全面发展，这种教育理念将学生视为完整的、多元发展的个体，而不仅仅是学习者。体育在这种理念中不是附属品，而是综合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相比之下，许多公立大学仍受“学业至上”的传统观念影响，体育往往被边缘化为“课外活动”或“加分项”。学生们在选择活动时，往往会关注这个活动提供了多少劳动学时。

　　但不能苛责这种行为，毕竟大部分中国学生在18岁之前的主线任务，都是学习。

　　中国女足与英格兰女足的比赛于当地时间2025年11月29日17:30（北京时间11月30日1:30）在伦敦温布利球场举行。在这场国际友谊赛中，中国女足最终以0:8不敌英格兰队。

　　中国女足曾在2022年的亚洲杯上夺得冠军，但近些年似乎与世界顶尖强队的差距逐渐扩大，隔壁的“邻居”日本女足世界排名上升至第八名（数据截止2025年12月），欧洲女足水平不断上升，其校园女足也在不断发展。

　　职业女足和校园女足的发展密不可分，因为校园是职业最大的人才来源，而国家整体的体育氛围也会影响基层体育的发展。

　　在陆教练的描述里，因为女子足球在美国本土就是一个普及度很高的运动，学校自然会重视校园女足的建设。

　　陆教练的这句话，道出了校园女足发展中最朴素也最深刻的真理。在所有采访中，“热爱”是被提及频率最高的词汇，也是串联起所有故事的主线。

　　热爱让华师队长愿意自掏腰包聘请教练，让华理的校外人士黄芩无偿带队训练，让上纽的国际学生将足球视为生活的一部分，让同济女足在人员更替中始终保持竞争力，让交大的女孩儿们在繁忙的学习中努力挤出时间踢球。

　　然而，仅有热爱是远远不够的。华理队员的感悟——“热爱让你走得更远，支持让你走得更高”——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再坚强的玫瑰都无法在贫瘠的土壤上绽放，良好的制度与环境是“放大器”和“稳定器”。上纽和同济的案例证明，当制度与热爱形成良性互动时，校园女足可以成为学校文化的一张名片。

　　而在制度缺失的环境中，纯粹的热爱与个人责任感成为了唯一的火炬。华理、华师、交大的队员们，用他们的坚持证明了热爱可以有多大的能量。但同时也暴露了这种模式的脆弱性——火炬可以照亮一方，却难以燎原；可以温暖一时，却难以持久。

　　祝英俏在采访临近结束时，谈到了一个令人动容的观察：“进球之后庆祝的时候，我在她们身上看到了不一样的东西，那种东西是我现在没有的了。还是需要有一些热血在的。”作为即将毕业的研究生，她感受到了时间对热情的消磨，也越发珍视那些低年级队员身上的纯粹热爱。

　　这种“热血”的消退，或许是所有校园体育面临的共同挑战。如何在制度设计中保护这种“热血”，如何让热爱不因毕业而终止，如何让女足文化在一代代学生中传承——这些问题，超出了足球本身，或许是大学教育的核心使命。

　　上海高校女足的生存图鉴，最终映照出的不是足球技术的差异，也不是比赛成绩的优劣，而是不同类型的大学如何理解教育、如何支持学生全面发展、如何为个体的热爱提供生长空间。

　　上纽代表了国际化、制度化的探索，展示了当教育资源充足、理念先进时，体育可以如何自然地融入校园生活；同济代表了专业化、资源化的传统路径，展示了专项投入如何转化为竞技成绩和文化传承；华理、华师和交大则代表了大多数公立大学的现实，展示了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学生自主组织的可能性与局限性。

　　这张图鉴并不能为校园女足的发展提供明确的发展路径，但它清晰地展示了一个事实：一支球队的发展状况，与一所大学的教育理念、资源配置、制度设计密切相关。它从来不只是关于足球，而是关于我们想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想要构建什么样的大学文化。

　　上纽每年会给球队拍宣传片，照片里每个人都笑得很开心。这种形象或许正是校园体育应有的模样——不是艰苦卓绝的牺牲，不是功利计算的学分，而是发自内心的快乐，是青春应有的阳光与健康。

　　要实现这种状态，需要的不是某个英雄式的队长，也不是某位无私奉献的教练，而是一套能够承载热爱、保护热情、让足球回归快乐本质的生态系统。这个系统的构建，需要学校的理念更新、制度的完善设计、资源的合理配置，也需要社会观念的逐渐转变。

　　2022年10月24日，《中国女子足球改革发展方案（2022-2035年）》由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财政部、中国足协联合印发，其主要目标为：到2025年，改善女足发展的环境和氛围，夯实女足发展基础。久久为功推动校园女足普及推广，体教融合的女足青训体系初步形成，中国足协与地方共建体教融合女足青训中心达到30家，到2035年，实现女足的全面发展。同时采取了深化校园女子足球教学改革、完善校园女子足球竞赛与选拔体系、畅通女子足球运动员上升通道等具体措施。

　　上海市女足联赛从建立最初的八人制，到2023年开始实行十一人制的比赛，这是校园女足参与人数增加，覆盖面扩展最直接的体现。

　　相信终有一天，出现在野生球场上的女生不再需要解释“为什么”，大学女足不再需要探讨“如何生存”，而是像吃饭喝水一样自然，像上课读书一样平常，那时我们可以骄傲地说，真正的体育文化已经在中国校园中生根发芽。当热爱不再需要悲壮地自掏腰包，当制度能为每一个梦想提供土壤，中国校园体育会真正成为青年成长的沃土——这也是中国教育走向全面发展的一个注脚。

　　经历了一个荒谬痛苦的赛季的笔者，本意是探究球队成功与失败的原因，却在真实鲜活的故事里看到了一群热爱着足球的女孩们，热爱或许会有程度和方式之分，但——足球面前一切平等。

　　新事物发展的趋势必然是螺旋上升，可能会遇到很多困难，但——热爱可抵岁月漫长。